​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

2015-08-24 16:59:39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杜斌丞,(1888—1947)原名丕功,1888年5月10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城的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与王复初、张熙若(即张奚若)结为挚友,互勉互进。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年,毕业后,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毅然回到陕北,在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

1918年接任榆中校长。杜斌丞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提倡新文化、新风尚,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开创陕北教育史上的一代新风。杜斌丞十分重视选聘教师。他不仅聘请杜斗恒、李鼎铭等学识渊博、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任教,还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

杜斌丞在陕北从事教育工作十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宣、武开章、李力果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开创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周恩来称杜斌丞是一位“革命的教育家”。

1922年秋,杨虎城率部到陕北,接受井岳秀改编,被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扎“三边”(安边、定边、靖边)。杨虎城因寄人篱下,心情苦闷;加之疾病缠身,寓居榆林养病。在此期间,杨虎城与杜斌丞相识,二人一见如故。1923年,魏野畴在榆中任教,经杜斌丞介绍与杨虎城相识。通过与魏野畴交往,杨虎城受到了新思想的启发和真挚友谊的感染,心情舒畅,逐渐恢复健康。这一段患难逢挚友,病中遇良医的经历,成为杨虎城思想、事业转折的契机,为后来魏野畴与杨虎城杨、杜杜斌丞与杨虎城之间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24年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井岳秀任陕西国民军总司令。当时,陕西的政权仍掌握在刘镇华、吴新田的手中。杜斌丞与李子洲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极力赞同杨虎城抓住时机,挥师南下,进军关中,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经杜斌丞斡旋,井岳秀授予杨虎城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并予补充兵力。杨虎城于1925年初率军南下,进入关中,打出新的局面。1926年11月28日,西安军民坚持八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在中共陕甘区委指导下,促成了全省大革命高潮的新局面。

1927年3月,杜斌丞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解围庆祝活动,在西安分别会晤了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国民联军将领。他赞赏冯玉祥“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形成国共合作新形势和积极策应北伐”的政治主张和军事部署;对杨虎城将军率军备历艰危,固守西安八个月的壮举,表示十分钦佩。他还参加了革命烈士陵园(后改为革命公园)的负土筑基工程,表示对死难官兵和老百姓的哀悼。5月初,他应邀以陕北各界人士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军联军军事检阅大会,代表陕北人民表示积极支持国民军联军出关东征,策应北伐。

在西安,杜斌丞和著名的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史可轩、刘志丹、黄平万等人联系、接触,听取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共同研讨国共合作、振兴中华的大计。这时,魏野畴和李子洲已成为中共陕甘区委的领导成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魏野畴还兼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刘志丹从黄埔军校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工作,任第四路马鸿逵部政治处处长。

杜斌丞对共产党真诚拥护,对国共合作积极支持。他分别介绍随同一起到西安的62名陕北青年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一些青年思想波动。杜斌丞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引导青年提高鉴别能力,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坚持革命方向,不随波逐流。这些言行体现了杜斌丞民主革命思想的新飞跃,不仅是杜斌丞自己对青年们的热忱忠告,也成为他以后信守不渝的行动准则。

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后,陕西形势恶化,杜斌丞即离开西安,到武汉、上海等地考察,然后寓居北平。在此后两三年内,杜斌丞对陕北地方的政治情况甚为关注,为陕北教育、赈灾等事业多方奔波、积极赞助,同时潜心博览群书,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国内国际局势,结交了不少知名学者和进步人士。

1928年夏,杜斌丞同曹又参由北平绕道回到陕北神木,了解高志清的情况,住两月。杜、曹除将谷玉山、高硕卿(高岗)等革命青年安置在高志清部队工作后即去北平。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入关,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行营主任,以“共建新西北”电邀杜斌丞由北平回陕,任命杜为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陕西清乡总局副局长职务;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

这时,蒋介石坚持其反动政策,调动大军,对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同时,加强对地方异己势力和主张抗日爱国军队的控制和分化瓦解。杨虎城感到十分苦恼,问计于杜。                                

杜斌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明确指出:十七路军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要防止蒋介石的控制,抵御蒋介石吞并异己的阴谋,必须实行西北大联合。杜斌丞说:“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大西北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这就是后来广为传说的所谓“大西北主义”。用杜斌丞的话说,这些主张就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夫然后乃能建设西北,巩固西北,并以之抵御日寇也。“他还形象地说这是“打开后门”(联合苏联)和“关住前门”(拒蒋介石于潼关之外)的政策。

杜斌丞的西北大联合主张,是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和西北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地方势力的大联合。他首先重视的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他回陕后,通过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史唯然等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经常联系。他还利用合法地位,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资助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

杜斌丞是“大西北主义”的倡议者,也是最坚决的推行者。他不畏艰险,不辞劳苦,8个月中先后3次往返奔波于西安,兰州之间。

1931年7月中旬,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入甘后,先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军阀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地方军阀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兰州。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1932年4月,蒋介石迫使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

当时,蒋介石企图利用甘肃、宁夏回族地方势力,控制甘肃局面,先后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为新编第八师师长,同时派马文车、谭克敏、严尔艾和杨劲支四人以行政院视察员名义入甘,为控制西北作准备。杨虎城识破蒋介石的阴谋,筹谋对策。杜斌丞提出先下手为强,加速实行。“大西北主义”计划的步伐,联合甘、宁回汉实力人物,扩大兵力,打通新疆、开发西北的对策。杨虎城乃派赵晚江以潼关行营代表名义入甘,进行联络活动。不料赵到兰州与雷中田勾结,另作图谋,杨、杜的计划未能实现。6月,雷中田、马文车突然举行兵变,新编第七师被缴械,马鸿宾被囚,马文车做甘肃省政府主席,雷中田掌管军事。 

1931年7月中旬,杜斌丞奉杨虎城之命,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身分代表杨首次去甘肃,调查雷、马事变真相和甘肃的局势。当时甘肃局势极为复杂,地方大小军阀各自为政,就地筹款,扩充兵力。驻兰州和定西一带的是雷中田部,陈珪璋部据陇东,鲁大昌部据洮岷,马廷贤部据陇南天水,黄德贵部据海固,马仲英部据河西,马步芳部据西宁。杜斌丞入甘先与平凉之陈珪璋、固原的李贵清、静宁之石英秀会晤。到兰州接见了驻靖远的王子元和鲁大昌的代表,并乘马去临洮与鲁大昌会晤。西宁的马步芳亦派代表来接洽。他开诚布公地说明各民族团结、安定地方共同开发西北的重大意义。各方颇感动,表示愿意服从潼关行营杨虎城主任的指挥。杜斌丞对驻酒泉之新三十六师马仲英特别注意,认为该部是打开新疆局面的一支重要力量,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杜斌丞在兰州还和主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的负责人以及知名人士张维、水梓诸人洽谈,颇受各方重视。杜斌承全面掌握了甘肃的情况,并同各方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雷中田,杜斌丞恳切地向他剖析形势,晓以利害,以大义,劝其让出兰州,由潼关行营派军接防。雷仗其兵多势众,不听劝戒,杜斌丞觉察到雷与部下旅长高振邦之间不和,遂许高为新八师师长,以分化削弱其实力。但雷中田控制甚严,事件和平解决尚不可能,且吴佩手又将趁机前来兰州活动。杜斌丞断定甘局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克服重重险阻,离兰返陕。杜斌丞此次入甘的随员有秘书姬伯勋、崔焕九,警卫员高如华(高波)、曹宏北、刘作霖,还有靖任秋(潼关行营参谋主任)、史翰园 (参谋)和马豫章(准备去兰州留下工作的)等人。这些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同年11月,杨虎城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入甘。杜斌丞于月初先行出发,在平凉半月,为进军作好联络和准备工作。孙蔚如率军到来,杜以高级参议身分随军进取兰州,分理政务,这是他第二次入甘。由于上次入甘活动和多方面建立了关系,陈珪璋都表示脱离雷中田,响应陕军。石英秀、王子元等旅协助孙部在会宁、定西两个战役中击溃雷中田,雷经陇南逃往四川。12月初,十七师占领兰州,吴佩孚与马文车仓皇渡过黄河,向宁夏方向逃走。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暂时兼理民政。杜斌丞任宣慰使署秘书长,襄理政务。此一阶段繁巨的政务多由杜斌丞承办。

蒋介石对杨虎城、杜斌丞积极开展西北联合的活动十分惊恐,极力阻挠破坏,对杨虎城一再提请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报告不予批准,并免去了杨虎城潼关行营主任之职,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限制他在西北的活动。蒋、杨间矛盾日益明显。此时,根据国内外军事形势,杜斌承拟定一个方案:“暂让出陕西于蒋,以安其西顾之心。十七路军指挥部移驻兰州,由孙蔚如率十七师走新疆,并分兵宁(夏)、青(海),即跨四省,整理训练,可为他日革命根据地。”1932年初,杜携此方案回陕,同杨虎城磋商。与杜同车回陕的有马子静(时任石子俊旅参谋长)等共产党员。

杜斌丞在西安只住数日即返兰州,这是他为开发大西北第三次入甘。杜斌丞的方案因种种缘故末能实现,但“斌丞之宏图远略于斯可见”。在杜斌丞回陕之际,孙部杨渠统在兰州借故杀害了陈珪璋,引起甘局一时动荡,陇东形势混乱。杜斌丞在西安闻讯,十分惊异,当即询问杨虎城:“是什么人的主意?”他认为“过莫大于失人心,失此一着,全盘皆输”,甚为不安。杨虎城解释说:“蔚如来电,只简单说了两句,好像陈珪璋没有多大罪过。孙蔚如向我引咎。我平日约束部下不严,也只能自责。”为此,杜斌丞立即由西安赶到平凉,派段真卿、马锡武等分赴陇东各部安抚陈部,平息动乱,另派杨瑞霆等赴陇南向鲁大昌等部作解释,从而稳定了甘肃的局势。

杜斌丞每次去甘肃总是带一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比较开明的人士前往,到兰州后就分派他们参加各方面的工作。常黎夫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长期留在杜斌丞身边工作,先后十年时间。

1932年4月,谢子长到兰州和杜斌丞深谈有关西北大联合和积极进取与苏联建立联系等问题。杜斌丞引介谢子长和邓宝珊会面,对反蒋抗日、进取新疆和联合苏联等问题进行了交谈。杜斌丞把联合起来,进取新疆,联合苏联的共同目标,叫做“殊途同归”。

蒋介石进一步向杨虎城施加压力,破坏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932年4月,任命邵力子为甘肃政府主席,免去孙蔚如的宣慰使,改任三十八军军长。9月,蒋介石收买驻天水的杨虎城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叛杨,迫使孙蔚如撤出兰州。蒋介石得手甘肃后,对杜斌丞封官许愿,尽力拉拢,杜斌丞皆嗤之以鼻,拂袖而去。邵力子接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一再挽留杜斌丞,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杜的省政府秘书长职位。杜斌丞婉辞谢绝,称病回陕。

1933年初,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命令驻甘肃天水的孙蔚如部和驻陕南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阵地,把杨虎城在甘肃的军队全部赶到“剿共”前线,企图使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斌丞看破了蒋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杜斌丞是联合反蒋抗日主张的倡议者,也是执行者。杜斌丞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了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将近两年时间,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基本未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杜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斌丞与共产党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把杨的意愿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张携带了毛泽东再次写给杜的信函。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杜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张文彬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并协助张文彬、谢晋生、金闵生建立红军联络站,接送干部,运送物资,作了大量工作。

1935年至1936年期间,国家民族的命运日益危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运动风起云涌,而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媚日、“剿共”政策,亲赴西安抑制东北军、西北军官兵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爱国要求,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调兵遣将,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红军。

杜斌丞是东北军和西北军搞好团结的重要搭桥人之一。1935年夏,东北军奉命开赴西北。他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 “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1936年1月,高崇民持杜重远的信到西安结识杨虎城和杜斌丞,陈说张学良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之意。杜斌丞遂代表杨虎城与高崇民建立经常联系,探讨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救亡大计。他们二人密切配合,对改善和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团结做了不少工作。杜斌丞对车向忱先生在西安创办东北军竞存小学、竞存中学,都给予热情支持和大力资助,还极力赞助卢广绩等筹措解决东北军随军家属生活困难的工作。

杜斌丞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帮助推动爱国救亡的群众运动。他受杨虎城的委托,和谢华、徐彬如联系,积极支持他们开展西北抗日救亡运动,并在生活上给予资助。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杜斌丞组织翻印“全救会”的章程、宣言和传单,扩大宣传。7月,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当时西安各行各业救国会已有23个,转为半公开活动。杨明轩从上海回西安后,杜斌丞即推荐杨担任“西救会”负责人。“西救会”和“东救会”共同组织过许多群众性的救亡活动,都得到杜斌丞的积极支持和赞助。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被迫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13日,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4 日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参谋团和政治设计委员会。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政治设计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方所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

杜斌丞迅速恢复了省府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还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青年会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代表回去广为宣传。

杜斌丞是张、杨八项主张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杜斌丞始终信任共产党员,依靠共产党。杜斌丞还同韩兆鹗一起,多次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等开明人士联系,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阐明张、杨八项主张,有时邀请中共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中共的抗日主张。在12月23日的政治设计委员会上,讨论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和放蒋问题时,杜斌丞极力主张要有具体保证以后,才能放蒋。当听说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时,杜斌丞捶胸顿足,连声说:“大势去矣!”周恩来、徐彬如赶到他家做解释,鼓励他要继续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多做解释和团结工作。杜斌丞听了后振作精神,立即在省政府主持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省政府及厅、局科长以上的职员开会,请杨虎城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的报告。杜斌丞也即席讲话,要求大家尽职尽责,坚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方针,务使和平协议得至实现。他还在上层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1937年三四月间,杜斌丞发动西安“八大士绅”联名具柬宴请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借以联络感情,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强迫杨虎城出国考察,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出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1937年2月,南京政府利用陕人治陕,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是年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杜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好事。毛泽东称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派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解除了杜斌丞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蒋鼎文登门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被杜拒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杜斌丞撕毁。此后,杜斌丞在国统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

1940年6月,杜聿明到西安,杜斌丞向这位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以及纪律严明受到各界人民拥护的情况,也指责了胡宗南驻陕部队纪律废弛、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破坏团结抗日的种种行为。

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分子为名,抓走杜家的佣人和客人。次日,杜斌丞到蒋鼎文的家中,要出捕去的随从杜良朋,后即写信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

1941年,杜斌丞到广西全州、桂林,与两广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等接洽,宣传抗日、民主、救国,同时向陕籍国民党高级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宣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同年秋,到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并被指派为陕西小组负责人。1943年初,杜第二次到云南、广西,继续做关麟征、杜聿明等坚持团结抗战的工作。关、杜二人虽然对杜斌丞优礼相待,却不肯接受他的主张。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重庆会晤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要民主党派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

l942年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西安王曲参加蒋介石召集的一、二、五、八战区高级将领会议期间,曾在西安西京招待所两次与杜斌丞秘密会晤,商谈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到底的问题。杜斌丞对李宗仁延揽各方面人士,组织抗日力量,取得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甚为称赞。李宗仁邀请杜斌丞到桂林,杜斌丞还提议和李宗仁建立了双方联系办法。当1947年杜斌丞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时,李宗仁慨叹地说:“杜斌丞是位有骨头、有正气的汉子。”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中央委员郭则沉为西北盟务特派员。10月,郭则沉持张澜主席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邀请杜斌丞加入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人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杜斌丞被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证民盟组织的纯洁,他提出发展民盟盟员的条件是“不反苏、不反人民”,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者为标准。到1945年底,西北民盟发展盟员近千人,在陕西的27个县市和甘肃、宁夏等地都建立了组织。他多次强调:西北民盟惟一有利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接近,可以取得友党有力的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中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1944年冬,杜斌丞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到甘肃固原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处暂避。毛泽东派曹力如接杜斌丞到边区,杜认为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比到边区对革命作用大,毅然又回到西安坚持斗争。

杜斌丞按照周恩来的建议,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扩大民主救国的思想影响。1945年春,杜斌丞当选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代号是“湘”。l945年秋,他和杨明轩等共同努力,促成陕西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杜斌丞任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张性初任正副社长,耿炳光、李子健、梁益堂、郑伯奇等负责编辑部工作,关梦觉为社论委员,李敷仁也参加了报纸工作。《联合版》发行之初,杜斌丞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了让报纸在国统区长期存在,要讲求策略,开始时表面不要太红,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很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这样,才能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

与此同时,杜斌丞支持李敷仁主编的《民众导报》和民盟盟员出版的《文化周报》、《新妇女》、《孩子报》等报刊。杜斌丞、杨明轩倡导创建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并对这一组织的壮大和活动,提供了许多帮助和便利条件。

1945年6月16日,周恩来同任弼时致电周子健,嘱告杜斌丞,希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和农村工作,特别是军队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能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

1945年10月1日,民盟在重庆市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大会,杜斌丞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同月,蒋介石电邀杜斌丞到重庆,多次接见,听取政见。杜斌丞直言不讳,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整顿军队,选贤任能。蒋介石表面谦恭,表示接受杜先生的建议,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进行拉拢。杜斌丞仗义执言,当面又痛斥时弊,畅谈民主乃人心所向,国命所系,不容抗拒。蒋介石对杜多方拉拢无效,对他从事的民主运动极为不满,从此寻找时机,设法加害于他。

在此期间,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杜先生在西北威望卓著,应利用有利条件,发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第二,杜先生在西北军中有影响,应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争取进步力量的作用。第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办成西北的舆论堡垒。第四,要发动西北方面的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民主运动。    

杜斌丞对以上指示十分重视,曾和王若飞、王炳南等多次商谈团结高桂滋、邓宝珊等人的问题,亲自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1月,杜斌丞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在重庆参加了旧政协;旧政协闭幕后,杜斌丞决心回西安。根据当时的形势,许多人劝他不要回去,约他到上海等地组织民主运动。他对章伯钧、韩兆鹗说:“你们为其易,我们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周恩来听说杜斌丞要回西安,特约他会面劝他留下。杜斌丞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朋友们对他的关怀,但他认为陕人回陕作用更大,誓为发展西北民主运动奋斗到底。

1946年2月4目,杜斌丞由重庆乘飞机回到西安,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健全组织,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等为执委,杨子廉为秘书长。确定西北民盟的政治任务是:坚决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权,加速和平建设。重申民盟发展组织的原则是:坚持“两反”(即反帝、反封建),“三不反(即不反共、不反苏、不反人民),号召盟员为实现政治任务而努力奋斗。这时,西北民盟组织除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出现外,其他盟员和支部仍处于秘密状态。

2月8日,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他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他还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杜斌丞的谈话,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在杜斌丞住宅周围增加了特务,加强了对杜的监视、跟踪和盯梢活动,使他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失去了保障。中共负责同志和许多友好人士多次劝他去陕北或香港,民盟总部也电邀他到南京。他镇定地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何必远走!”杨明轩从延安派人催他北上,赵寿山劝他离开西安,梁漱溟、韩兆鹗电促他去南京,杜斌丞都谢绝了。他说:“陕西当局决不许我走,我在危难时绝不求一身之安全,置诸同志于不顾。”

1946年3月1日,大批特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疯狂地进行镇压,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1946年4月23日,他们公然杀害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民盟盟员王任;5月1日又绑架了西安《民众导报》主编、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李敷仁(枪杀后遇救);5月3日又出动大批特务、流氓混在学生游行队伍中,再次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的西安血案。面对这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形势,杜斌丞岿然不动。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遇害,杜斌丞怒斥敌人:“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决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在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杜斌丞机智地把信或文件装在上学的小孩子的书包里,带出传递,领导民盟的工作。继续指导西北地区的民主爱国运动。他还配合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自治”,反对“反苏游行”的斗争。

1947年春节后,民盟西北总支部驻甘肃特派员吴鸿宾派吴剑夫赴西安,向杜斌丞汇报请示工作。杜斌丞听取了吴剑夫的汇报后,拿出毛泽东著作油印本《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要吴剑夫把重要章节多看几遍,心中记牢,回甘肃后向民盟的同志讲,并说:“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方针”,“要保存力量,有的同志要分散隐蔽;许青琪、王教五等同志最好能转移一下,改变一下环境。”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陕西省戒总司令祝绍周:“杜斌丞、田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

3月20日,(即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第二天)下午,杜斌丞被捕。他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坚贞不屈,痛斥反动派。虽身陷囹圄,仍通过被他教育过来的士兵,与外联系,写信鼓励民盟同志坚持斗争。他暗中买得《唐诗三百首》,日日朗诵,并在书眉上作诗抒情。还通过看守传递了他的《牢中慰问同难的王菊人同志》五律一首“……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

10月5日,杜斌丞在狱中给表弟高建白写了最后一封信:“……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灰也。”

1947年10月6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终年60岁。

毛泽东为杜斌丞亲书“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周恩来批准米脂县各界提议在米脂县建立斌丞图书馆的要求,林伯渠题写了馆名。董必武、林伯渠、贺龙、吴玉章、谢觉哉、习仲勋、沈钧儒、高崇民等人题写挽联挽词,高度颂扬杜斌丞一生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献身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齐晓旭  整理)

[责任编辑:咸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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