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李子洲(摘录)

2015-06-01 16:11:44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李子洲,(1892年—1929年)名登瀛,陕西绥德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6月病逝狱中。

(一)

1892年12月23日,李子洲出生在陕西绥德县城关镇。祖父和父亲都是银匠,收入微薄,家境艰难,李子洲直到十五六岁才上了私塾。他发奋攻读,成绩优异,被私塾先生赞为“寒门才子”。1912年,李子洲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他的老师是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李子洲在其影响下,阅读了一些反封建、宣扬民主思想的新书,开阔了眼界,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子洲和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等同学,投入反日反袁的斗争。1917年,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年后入哲学系。

李子洲在京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1919年5月,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李子洲满腔义愤。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子洲参加了示威游行,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他和学生们一起冲破军警的阻挠,包围了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正义斗争。面对反动军警的镇压,担任北大学生会干事的李子洲不顾个人安危,与其他负责人一起,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一面继续组织爱国演讲活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胜利,使李子洲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和一大批进步青年,经常围绕在李大钊周围,探讨救国救民真理,学习新文化新思想。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和李大钊的教诲,李子洲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1919年秋,他与魏野畴、刘天章、杨明轩等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对陕西的反封建和传播新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1921年10月,李子洲和魏野畴、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人又创办了《共进》杂志,次年10月,《共进》改为政治性团体——共进社,斗争锋芒直指陕西反动军阀和封建势力。李子洲为《共进》的出版发行和发展共进社会员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他不仅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也是积极的撰稿人,先后发表十多篇有见解的文章,其中对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文化尤为重视。在繁忙的社务活动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真钻研马列主义原理,探讨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理论、前途等问题。1923年,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共进社社员郝梦九,聘请李子洲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陕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复聘请他到榆中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同年秋,他又担任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每到一个学校,都力主改进教学内容,讲授进步文学作品和革命报刊中的文章,利用教学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绥德师范,他积极发展共进社社员,向学生推荐《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革命刊物。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学生会、各科学习讨论会、演讲会和陕北青年社,出版了《陕北青年》杂志,短短几个月,学校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他还发动群众制造舆论,迫使当局撤换了把持教育专款的劣绅,将经费用于创办简易师范学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使一些贫苦人家的子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

李子洲在陕北除办学外,还积极建立党团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他和王懋廷、王复生与李大钊联系,在绥德建立了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团支部,吸收李瑞阳、霍世杰、白乐亭、王兆卿、乔国桢、刘志丹、李登霄等一批青年参加党、团组织。派王懋廷、王复生、白乐亭前往榆林中学成立了榆中团支部。1925年秋,李子洲组织成立榆林中学党支部、榆林女子师范党小组和榆林街道党小组,在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支部,使党的力量在偏僻的陕北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到1926年冬,绥德师范全校400名学生,八成都加入了党团组织,绥师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与此同时,李子洲还领导陕北学生进行了一次非基督教运动。李子洲将学生组成宣传队、讲演队深入城乡,进行非基督教宣传。延安天主教堂的教士易兴化恼羞成怒,勾结地方当局,逮捕了省立四中师生30余人。李子洲闻讯立即召集党组成员研究对策,以绥师学生会的名义,草拟宣言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驱逐易兴化出境,撤换严惩延安知事李泰。宣言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延安反动当局摄于群众威力,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

1926年,李子洲和绥德党团地委遵照上级党的指示,派党团员到绥德义合镇、西川等地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一批党员和进步师生深入到农户和劳动者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成立了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会员达300余人。延长石油矿无故开除工人,引起工人强烈反对,李子洲和党团地委以绥师的名义发出《告人民书》表示声援,得到各界响应。他还派人深入榆林地毯厂,组织工会,领导个人罢工,反抗资本家剥削。

李子洲对军事方面也十分重视,他与杨虎城相识较早,个人交往甚密,经常向杨宣传革命道理,希望他做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杨虎城在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时,李子洲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学生前往学习军事。不久,又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军校学习,并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他重视党在军队的统战工作,派党员进入连队做党的工作,利用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在石谦团任连长的有力条件,帮他们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向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到1926年底,石谦团有近百人加入了党团组织。

(三)

1926年12月,李子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西安参与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次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赵葆华等参加了大会,李子洲被选为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2月,中共党组织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中山学院,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任副院长。1927年2月下旬,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李子洲负责组织工作。3月中旬,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经过区委和李子洲等人的努力,陕甘地区各种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及40多个县市,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面对血腥的现实,李子洲和陕甘区委的同志决定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在他们领导下,陕西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讨蒋、讨张运动。4月下旬,李子洲和魏野畴、刘含初、赵葆华等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5月5日,西安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讨蒋大会,会后的示威游行中,李子洲和区委同志与游戏队伍一起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组织起来”等口号。

不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冯电令留守陕西的石敬亭缉捕李子洲、魏野畴等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李子洲和耿炳光等主持召开中山学院党组紧急会议,决定保存党的力量,迅速转入地下。李子洲和区委果断采取应变措施,使革命力量在白色恐怖之下避免了重大损失。

(四)

“七·一五”政变后,陕西国民党当局对革命力量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李子洲毫无惧色,一如既往衷心耿耿地为党工作。1927年7月11日,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了直接得到武汉党中央的指示,李子洲冒着极大的危险化装成商人辗转抵达武汉,和已经转入地下的党中央秘密取得联系。他连夜起草报告,对陕西大革命失败后的局势和冯玉祥对革命的态度等问题做了详细汇报。当时正值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李子洲留在武汉等待中央指示,同时与尤陕来武汉的共产党员杨明轩、雷晋笙、邹均、李馥清等人会面,鼓励他们在革命低潮时坚定信心、继续斗争。8月下旬,李子洲就陕西党的组织工作、农民运动及政治策略等方面的情况向临时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农民斗争的口号。临时中央指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在主要县组织暴动,要深入到农民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基础。

9月上旬,李子洲携带“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对陕工作的指示精神,迅速返陕。9月26日,李子洲和省委书记耿炳光在西安红埠街9号秘密召开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同时作出决议指出,“要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认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会议还提出“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去”等口号,与会同志还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陕西的影响和危害。这次会议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召开,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策略,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使陕西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李子洲筹划在陕西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他选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党的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南、华县、旬邑、礼泉、三原等县加强领导,同时与省委其他领导人运筹帷幄,部署和领导了清涧、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在清涧起义之前,军阀井岳秀在榆林暗杀了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并阴谋消灭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营,这便成为清涧起义的导火索。在陕北驻防的石谦部地下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和省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唐澍、白乐亭等知悉敌人的阴谋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向省委汇报。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子洲指示:敌人假借整编企图消灭我李、谢部队,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开始暴动。10月12日,清涧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挥师南下,激战数日,于15日进抵宜川城郊,与延川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后部队转移至韩城西庄镇,经整训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但在清涧、安定转战途中,遭遇强敌袭击,起义失败。

清涧起义后,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又精心组织筹划在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为配合渭华起义,李子洲派刘志丹、廉益民、吴浩然、唐澍、谢子长到商洛山区,进入共产党领导的许权中旅进行工作,指示许旅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之际,伺机起义。5月上旬,刘志丹、唐澍、许权中先后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崇凝镇农民武装汇合,发动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并在渭华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大为震惊,多次派兵“围剿”。6月,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亲率三个师向革命军大举进攻,起义军与敌英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李子洲参与组织的清涧、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给予了英勇的反击,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也为刘志丹、谢子长后来建立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五)

清涧、渭华武装起义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李子洲依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忘我工作。1928年6月上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李子洲抱病参加,并代表省委起草了《全省总暴动的计划决议案》,但由于当时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革命处于低潮,这一计划未能实施。1929年1月,陕西团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李子洲和省委其他领导人,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和省委负责人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等先后被捕。

敌人抓到李子洲等人后,采取了种种威胁利诱的卑鄙手段,妄想从他们身上获取共产党的重要机密。敌军事裁判处长肖振灜审问李子洲,结果一无所获。几天后再次审问,要他供出渭华暴动中党的活动情况和党的文件放在哪里,继而恫吓要对他施以毒刑。李子洲紧咬牙关,什么也不说。敌人的招数全部落空,又开始来软的。他们卸掉政治犯的手铐脚镣,伙食上以白面相待。省主席宋哲元跑到监狱,装模作样地问李子洲:“李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呀?”李子洲昂首答道:“我信仰列宁主义!”宋反问:“信仰列宁主义有什么好处?”李子洲回答:“列宁奉行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他一生为人民谋利益,丝毫不顾及自己,他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是个伟大人物。”宋哲元无言应对,转了话题威胁道:“李先生你怕不怕死?”李子洲回答:“古人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嘛”!宋哲元一脸囧相,仍不甘心:“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李子洲回答:“你们是不会释放我的!”宋哲元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敌人再次采取了所谓“攻心战术”。他们给政治犯每人发一本《三民主义》册子,指定让李子洲讲解,他顺势将敌人的“教诲室”当讲坛,用大量历史事实赞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勾当。敌人威逼所有政治犯写所谓“效忠书”,又别有用心地让每个人写一份详细自传,李子洲都断然拒绝了。敌人无计可施,又重新给他戴上脚镣,生活上百般虐待,给他吃发霉的黑面、掺着沙子腐烂的小米。时至春末夏初,牢房里阴暗潮湿,加上粪便的恶臭,苍蝇跳蚤臭虫横行。李子洲入狱前已经积劳成疾,此时胃病更加严重,加上又患上了伤寒,很快转为肺病,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狱中同志心里难过,劝他用“济难会”的经费买些药品,李子洲婉言谢绝了。他说:“目前党的经费困难,要为党的事业着想,照顾大多数同志。我的病好不了啦,不要管我。”李子洲在敌人的折磨摧残下病势垂危,狱中同志们联名上书反动当局,要求给他卸镣,直到李子洲病逝前几日,敌人才派卫兵来卸镣,李子洲愤怒而坚毅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在狱中,李子洲给妹妹李登岳写信,他说:“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子洲发出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6月初,天气逐渐炎热,牢房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李子洲的病情日益恶化,友人韩兆鹗请来名医王志蔚来给他治疗,却不能好转。18日,李子洲病逝于狱中,时年37岁。(原载《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传》  整理:王玮)

[责任编辑:咸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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