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在纪念杜斌丞、杨明轩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2015-05-06 16:26:14    来源:中国网中国视窗    

同志们:

今天,民盟中央隆重举行纪念杜斌丞同志殉难三十五周年、杨明轩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的大会。我代表中共中央向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同时向他们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大家都知道: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西北教育界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在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们长期战斗在敌人反共反人民的中心——西安,为维护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保卫陕甘宁边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他们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

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都具有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从激进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发展到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献身。

一九二三年,杨明轩同志在上海大学任教时,就在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的影响下,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九二五年,他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没有掌握政权以前,“教育救国”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杜斌丞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也是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一九二七年二月,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到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国内政情。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和革命行动,工农运动的巨大威力,和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的血腥罪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一九三三年,他以杨虎城将军决策者之一的身份向杨提出“联共反蒋抗日”的建议。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他喊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一九四○年,他精心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到处宣传“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先生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路走。”他又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将来必然要走的,无可怀疑。”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共同创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时候,就提出了“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当时有人提醒斌丞:“杨明轩是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要找一个共产党员来领导民盟的工作。”正因为这样,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称赞杜斌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又称赞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杜斌丞同志和杨明轩同志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知名人士,他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一心一意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英勇气概是十分感人的。早在“五四运动”中,明轩同志两次被捕仍然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杨明轩、刘含初等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声讨。一九二八年初,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一九三○年,国民党当局以重新加入国民党为条件,聘请他担任安徽大学教务长,他严词拒绝。抗日战争后期,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多次派人给他封官许愿,他又断然拒绝。

杜斌丞同志也是铮铮铁骨,大节凛然。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派胡宗南登门拜访,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他断然拒绝。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在重庆一再接见,并许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高官,他又拒绝收买,仗义执言,痛斥时弊。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在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实施民主宪政的险恶用心,指出:“今日的世界和中国,民主潮流正在汹涌澎湃,沛然莫之能御,只要大家一致促进民主宪政之实现,谁也阻止不住。”杜斌丞同志这个公开谈话,在西北和全国各界引起极大反响,蒋介右、胡宗南恐慌万状。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在侵占延安的第二天将他非法逮捕。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英勇斗争,慷慨陈词,公开宣布:“民盟的政策是同共产党合作,以求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严正指出:“内战之爆发,应由国民党负完全责任。”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杜斌丞同志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他和李公朴、闻一多烈士一样,不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杜斌丞、杨明轩两位同志的战斗历程充分说明:我国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一般都是以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为起点,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革命实践,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最终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们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仍然应当以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为榜样,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前进。

杜斌丞、杨明轩同志的革命事迹还说明: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必须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忠贞不二的情操,必须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我们在革命时期需要这样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支柱。

一九四八年,杨明轩同志在给杜斌丞同志所写的悼词中,满怀深情地说:“余与斌丞先生初则同学北平高师,继则共事陕西教育,致力于西北民主革命运动,志同道合,早投契交,大节所在,终始弗移。”他们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共产党员同爱国民主人士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在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非党朋友建立了这种关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要巩固和发展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

让我们团结起来,学习斌丞同志、明轩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合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而奋斗!

杨明轩同志

革命一生  两袖清风

明轩同志长我7岁,论年龄该是我的学兄。他一八九一年出生在陕西户县黄堆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西安读书的明轩同志参加了学生队,拿起武器,走上街头,维持起义以后的革命秩序。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在北京上学的明轩同志街头演说,组织游行,参与了痛打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宅院,是被捕的三十二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工作,明轩同志于一九二五年托我在北京为他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给他寄回了党证,接着他和刘含初等同志成立了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初,他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在任职内大力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功绩显著。一九二七年六月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冯玉祥在陕西实行反共清党,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代替了“驻陕西总司令部”,明轩同志转入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初,明轩同志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的革命气节……。建国前夕,明轩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明轩同志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教委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还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教育家的一生;他的一生,也是赤胆忠心,敢为人民公仆的一生。

我和明轩同志是革命挚友,都是陕西人。我们的感情是深厚的。远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我们就结下了战斗的友谊。这年五月下旬,西安学生进行罢课游行,六月初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为了表达陕西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

我们到北京住在陕西会馆,杨明轩、李子洲、刘天章等许多陕籍同学来欢迎我们,互相通报了学生运动的情况,特别是明轩同志热情活跃,不时地给同学打气,鼓励我们。记得在一天(确切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北京和外地来的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明轩同志也在里面,把西长安街围的水泄不通,要求“总统”徐世昌出来接见学生。徐世昌不见,学生不走,请愿的人越来越多了。杨明轩挺立在群众中,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为国;我们的家,将不成为家。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徐世昌看不见学生不行,便要学生派十名代表,到里面去接见。

我是十名学生代表之一,到勤政殿去见徐世昌。我们提出爱国要求,徐世昌支吾搪塞,说什么“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到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聚众闹事,那就不对了”。同学们相继发言和他辩论。我激于一时气忿,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这就是被社会上后来称为“血溅总统府”。明轩同志在这次请愿活动中始终和我情凝结着情,心连接着心,并肩战斗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接任了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为时一年多。这期间,我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和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作些必要的秘密接触,反映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的情况,同时,还和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做了些地下的革命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驻华大使罗申让我由重庆带回二百元,叫通过明轩同志转给在西安作地下情报工作的王敦英,作为收集国民党顽固派情报的经费。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一生当中,除了在苏联留学的十二年外,我和明轩同志互相之间,一直保持着革命上的联系和工作上的支持。

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革命的一生里,他始终保持着公仆的品德,廉洁的作风。

明轩同志一九二七年在“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清贫如洗,常常是未到月底而薪水已尽,借资度日。在老家户县的兄长找上门掏钱,好养家糊口,他多次无法支付分文,有一回,竟然惹得兄长气冲冲而去。他就是这样的身居官位而又安贫乐道。他对贪官污吏和枉法为非者,嫉恶如仇。抗战期间,胡宗南曾托人送钱给他,以示“关照”,但明轩同志却断然拒绝了。这就是他的人格,他的骨气!

建国后,明轩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他那如今还健在的一个女儿,一辈子在乡下当农民;他的长子参加革命活动较早,虽有文化基础,但临终还是个一般干部;他在北京期间,不要说身边没有子女,就连结发老伴也长期居住在陕西农村。明轩同志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的。当时我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入狱,没有能参加他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老朋友讲,直到他逝世的时候,还盖着那床已经破旧了的被子,穿着那身多少年老穿着的衣服。为他奔丧来京的亲属子女,有穿四个口袋制服的,有穿工作衣的,还有头扎白毛巾一身农民模样的。他一生在银行未存一分钱,在老家未盖一栋房,每月的三百七十元工资,除了拿出五十元交党费,给老伴寄五十元生活费,其余的,大部分花在北京这个“家”的吃用上了。“家”中成员,除了明轩同志自己,不是服务人员,就是警卫战士,他们每人每月交十二元伙食费,不足部分,全由明轩同志不贴。这些开支过后,即便还有少许节余,也是资助了困难户或补贴给亲朋的儿女上学用。明轩同志自己吃饭非常简单,像多数老陕一样,只要有辣椒面条,小米稀饭,热蒸馍夹小菜,也就乐得其味了。但相反,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如果有谁身体欠佳或生了什么病,他就三番五次催促,不是给打鸡蛋,就是订牛奶。明轩同志就是这样地对待着自己,又是那样地对待着同志!

明轩同志高风亮节,为官廉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事,有时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使人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不正就是一个公仆的人格,公仆的品德,受人尊敬的一位公仆的形象么?

在纪念明轩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今天,他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涉及的只不过是万中拾一而已。但它可以说明,作为一位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多么忠诚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老百姓,又是两袖清风到了怎样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明轩同志受到人们的纪念,受到人们的尊敬,才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愿明轩同志的志向和品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永存长留。(屈武/文  整理:齐晓旭)

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是杨明轩的百年诞辰。

[责任编辑:咸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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