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下)——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2018-04-12 15:36:59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决胜脱贫攻坚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就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到两点。一是在关键环节全面发力,推动更多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他具体提到,应破除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加快构建新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平等关系。同时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机制,完善多元投入格局。此外,他还认为应释放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鼓励新“上山下乡”、加快培养新型农民以实现人才振兴。二是要科学把握乡村发展趋势,不能实行“大跃进”和“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将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保护自然环境、历史遗产结合起来。在城市发展中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新型社区、发展都市农业;在乡村发展中,培养生态宜居的美丽村庄,循序渐进地消减衰败的村庄。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贫困是人类的顽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减贫的有力推动者。他指出,扶贫要有大情怀,怀着真情实意去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这不能看成是对他们的施舍,而是对他们过去付出的报答。这之中,政府的推动和辅导作用、贫困群众热情的激发、各级干部的奉献和信心,都是中国扶贫攻坚离不开的部分,也是中国脱贫攻坚不同于他国的特色。脱贫攻坚的当务之急是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以改变农村环境,这是打通制约脱贫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乡村文明的重要基础。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表示,在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提升底层工人的技能,这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实现,而这一过程需要有政府介入,提供补贴。这样才能给底层工人赋能,使他们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而真正解决贫困问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成员夏更生指出,得益于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国扶贫攻坚两年多来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目前,国家在扶贫攻坚上继续发力,开展了以下工作:制定了政策体系,打出政策组合拳;建立财政、金融和社会成本的投入机制;建立社会动员体系;建立监督体系;实行考核评估,坚持问题导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部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没有太大问题,更主要的问题是提高扶贫质量。2020年之后,扶贫要从目前的精准扶贫,转向缓解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到公共政策的红利如何能更大比例地流向低收入人口。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推动和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未来需着力采取的措施包括,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监管,全面整治农村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戴厚良表示,传统化工行业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能源化工企业应主动投身到绿色革命之中,推进污染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努力塑造低耗高效清洁环保的产业新形象,着力打造绿色低碳的发展竞争新优势,推动能源化工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凌文表示,煤炭占中国化石能源储量约96%,石油和天然气占比不到4%。过去,煤炭是中国能源供应最主要的部分,未来也将是主体。他强调,界定一种能源是不是清洁,要看它的排放指标,而不要看它的出身。2014年起中国煤电行业一直在做“超低改造”,所谓超低改造是指,“虽然烧的是煤,但比天然气排放出口还要干净。”

要推动面向未来的绿色发展,企业应该怎么做?蒂森克虏伯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海里希·赫辛根表示,公开自己公司的环保数据是企业的义务。要推动环保效果和企业效益同步改善,需要政府和整个行业积极拥抱新技术,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是实现环境和效益双赢的关键。

发力财税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表示,中共十九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目标,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放眼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建立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下一阶段财政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实施步骤的安排、财税政策和财税体制如何加强内部协同、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改变等问题,要求中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既要适应国内改革发展的要求,也要适应外部条件的改变。

谈及中国财税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增值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从重工业朝着创新和技术驱动转型的支柱。中国现在启动了新一轮税收改革,包括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理顺增值税体系。在财政方面,中国也在加大改革力度,未来要从取消刚性兑付、加大并平衡公共支出、消除不平等这三项工作着手。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财税领域会继续加快改革步伐。在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将重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方面,今年将制定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今年将按照三档并两档的方向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加快推进单行税法的立法工作,力争年内完成契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印花税法等草案的起草工作。

城市化与房地产市场新方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也已进入以大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在这一阶段,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造房子,还要提供多元化的居住服务选择、更好的宜居环境、更完善的城市功能。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仇保兴指出,当前中国房地产出现了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冰火两重天,即一线城市住房市场火热,三四线城市冰冻期长。二是一线城市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紧平衡”,并存在着特殊的脆弱性。基于此,他提出三点解决思路。第一是多渠道供给,不仅要体现在供地上,也要体现在形式上。第二是多形式疏导,除了租售并举之外,欧盟国家提倡的住房合作社也可作为参考。第三是多工具联调,应把传统的集中调转换为分散调,从行政手段调转变为经济手段调,从中央政府调转变为地方调。使整体房地产发展过程从“紧平衡”过渡到“次紧平衡”,再到“松平衡”,使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得到保障。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表示,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本源,需要引领理念的转变,调整相应政策,金融银行业需要更加主动作为。他认为,一方面,要继续严把信贷投放,调整信贷结构,遏制投机炒作,加力支持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金融创新不应围着传统信贷转,要把着力点转向针对房地产需求失衡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借助金融力量激活市场要素,引导资源有效供给,缓解社会痛点。

科技创新与新商业革命

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萌表示,技术能变成商业发展的动力,技术成果带来的商业进展已从蓄势待发进入群体迸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全业务流程的智能化,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及消费的场景化与个性化等。谈及未来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他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将着眼于新的市场需求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包括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发展支撑商业模式的现代服务技术,并用这些技术来驱动经济形态向高级化发展。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人工智能是新技术,它所带来的影响很大,但不会超过以往的技术革命。他表示,每一种新技术都有自身特点,必须了解新技术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过渡,以便作出更快更有效的调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目前中国同质化产能仍然过剩,而科技创新是解决这一困局的主要手段。他认为眼下中国发展进入另一阶段,要从科学原理出发,将技术推向市场。

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认为,创新可以分为四类,即效率驱动、客户驱动、工程驱动、基础科学驱动。前两类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而后两类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强生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戈尔斯基提出了关于创新的三个关键点,第一是创新要依赖于人,需要人的好想法、好动力;第二是创新需要资源,且需要长期的资源支持;第三是创新需要管理,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需要良好的管理以凝聚团队。

针对技术引发的问题特别是数据安全问题,IBM董事长罗睿兰认为,需要设立一套数据原则,致力于让技术增强人类的智力或能力,让技术变得可解释和透明,企业不应把客户的数据商业化,拿去卖钱,因为客户才是数据的创造者。不仅企业需要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国家对此也有责任和义务。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方位开放

李伟认为,在2018年已经过去的几个月里,个别国家新推出一系列重商利己、以自我利益为上的贸易保护政策,与现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宗旨相悖。这可能会引发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跟进、效仿,从而可能使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处于大变动的关键时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不同的国家因为比较优势不同,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的位置也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互深度依赖的关系。全球生产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在不断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深化发展,不同的国家,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也在努力地提升自己,希望能够占据一个附加值增长更高的环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表示,在全球经济回暖的同时,多重风险和挑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升温、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升级,二是宽松货币环境催生的资产泡沫不断积累,三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外溢效应。此外,地缘政治动荡也可能波及宏观经济走势。对增长情景和风险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政策议程,包括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政策协调的选择。

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表示,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民粹主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全世界都弥漫着悲观与担忧的负面情绪,而这些可能都是全球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同时,技术的不断更迭也在快速改变着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担心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长期的投资、更强有力的金融计划以及更为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随着全球老龄化的逐渐到来,人们更加应该提前对退休后的养老问题进行规划与储蓄。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强调,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蔓延,保护主义在抬头,中国始终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但是对等开放并不一定公平,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不同,对等开放不符合WTO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争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大国关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传统,尤其是体制性传统的尊严和伟大之处的同时,也必须就一些共同的关切进行合作。要打造一种法制框架和程序,来管理商业领域的纠纷。贸易战不太可能实现共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贸易战带来的心理冲击很大。就其本身而言,很难预测它的具体影响,其对供求的影响可能很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也认为,中美应该从长远视角来处理事情。双方应该积极合作,关注长期目标,这样才能给全世界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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