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式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

2018-03-01 16:17:21    来源:远望智库    

摘要

系统回顾了目前各国的创新范式及其不足,结合企业最佳创新实践,首次提出“整合式创新”这一基于东方智慧的全新创新范式,阐述了其定义和概念框架,论述了其内涵,并总结了理论贡献和政策启示。整合式创新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创新范式,是战略创新、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和开放创新的综合体,体现了中国情境和东方文化的智慧。整合式创新的四个核心要素即“战略”“全面”“开放”与“协同”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整合式创新是顺应人类文明进化、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时代背景的,满足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管理需求和支撑科技强国战略实施的原创性理论范式,也是促进我国企业构建全球创新领导力的实战思维。

作者

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科技政策;

尹西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科技政策;

梅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开放式创新、责任式创新、创新政策。

1研究背景

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1]。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全球发展使人类面临重大挑战[2]*,变革性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3]、联合国人类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等议题引发了大家对创新与发展范式的思考。旧有的以工业革命和信息化技术为代表的西方科技创新范式单纯聚焦于技术与经济,在应对全球变革过程时显现出局限性。技术创新范式开始延伸至更广泛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对话[4],并在实现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之外,进一步符合道德伦理和社会满意的发展目标[5],实现可持续的转型[6]。

创新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各发达经济体都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展中国家也都在通过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提高国家竞争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依赖国家能力不断发展以东方文明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思维,从“面向和依靠”“稳住一头,开放一片”“科教兴国”“国家创新系统”[7]到“科技创新强国”[1],正在逐步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2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3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50年)”*的发展目标。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理念从原来的“先富带后富”转变为如今注重均衡和充分发展,从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当今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既包含了发展理念的变化,也呼唤更注重全局性、均衡性和系统性的创新范式和创新思想。有效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更大格局和战略视野的创新思维范式加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转移体系*,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8],从而将“科技求真”与“艺术求美”结合起来,实现“创新求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永葆“绿水青山”。

在全球创新与和平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创新驱动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创新范式的发展却有一些滞后,存在缺口。

首先,各国多依赖传统的西方创新范式对以气候、变革性技术治理等为代表的全球科技创新重大议题展开讨论与治理。发达国家虽然对自身的主要创新范式进行了提炼——如有组织创新对美国繁荣复兴的作用[9],芬兰、瑞典等具有强盛基础的国家创新系统[10]等,但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东方创新范式的作用。研究与实践均呼唤全球范围内跨国家边界与文化背景语境的对话[11],从而有效引导科技创新范式向全球情境下的分治、开放和包容等范式属性转移[12],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公约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13]。

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对全球发展的贡献逐步增大。例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做出了贡献,以“一带一路”致力打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创新与治理对全球发展的价值输出等做出了贡献。关于中国创新实践以及对国际发展的价值输出,亟待理论研究者从理论层面提炼与总结中国特色的创新范式,从而助力中国科技创新强国建设,打造世界级创新企业,提升和巩固中国的全球创新领导力,进而为全球创新理论发展和创新实践提供知识和智慧增量。

2理论回顾——创新范式的视角

2.1各国主要创新范式的演进

传统创新范式源起于Schumpeter界定的五种情况,即创新指代生产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工艺,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取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源,或建立一个新的组织[14]。区别于传统经济增长驱动要素中资本、土地和制度等的重要性,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核心贡献,他定义的创新意味着企业家有效识别外部环境中创造与获取收益的潜在机遇,打破传统的商业化规律惯性,开展创新活动直至获得商业化利润回报,从根本上关注科技发明的商业可行性和价值回报[15],强调企业家精神内在驱动力产生的“创造性毁灭”,以及由此推动的价值创造与持续增长[14]。随着熊彼特主义的兴起,创新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1],全球不同国家情境下的创新范式开始涌现,其演进历史如表1所示。

表1各国主要创新范式小结

自Schumpeter提出创新经济学理论以来,美国学者最先从技术变革的经济学[16]、产业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17]等角度展开研究与探索,并关注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竞争优势的驱动作用[18],以及创新过程中的价值获取[19]等核心议题。其中,用户创新[20]、颠覆式创新[21]、开放式创新[22]等典型创新范式相继涌现。用户创新聚焦于创新过程中用户的重要性,认为一切创新活动的根本在于满足用户的价值需求,而用户尤其是领先用户可作为新产品等创新的核心来源[20]。开放式创新则聚焦于企业内外部的知识交互,强调企业通过打开组织的边界壁垒,从外部获取知识(内向开放)和从内部输出知识(外向开放)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21]。颠覆式创新则关注行业在位者与新进入者的互动关系,认为行业新进入者可以通过进入新兴市场,创新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等,重构传统市场的价值网络,最终实现对行业传统在位者以及行业传统价值链的颠覆与重构[21,23]。以上美国情境下涌现的典型创新范式多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收益需求为目标[24]。

近年来,欧洲情境下涌现的设计驱动创新[25]、社会创新[26]、公共创新[27]、责任式创新[4,26]等创新范式,多强调技术创新范式与人文、社会和价值观等属性的融合。设计驱动创新是指产品传递的信息及其设计语言的新颖程度超过技术新颖程度和产品功能时的创新[25,29],是技术与文化的一种整合,关注于产品技术属性之外的设计要素对产品价值输出的增值作用,通过引导用户的需求愿景和购买意愿最终实现客户需求的满足[29]。社会创新被视为工业革命时代(1771—1829年),蒸汽与铁路时代(1829—1875年),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1875—1908),石油、汽车与规模化生产时代(1908—1971年)以及信息与通讯时代(1971年至今)后[30]的第六次社会宏观变革浪潮[26],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层面的创新,不是介绍新的产品或开拓新的市场,而是通过创新满足市场不能满足的新需求——即使受到市场的干预,或创造新的、更令人满意的模式以赋予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以更好的地位、使之发挥更大作用等[31],更关注创新在经济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公共创新不同于传统的经济与商业创新范式,涉及非商业创新范式的内容,聚焦于非商业创新范式之外的创新者和创新社群的价值[27]。责任式创新也被称为责任式研究和创新,是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进行集体管理来探索创新的未来[4,32],强调创新活动在达成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率与效益的同时符合道德伦理和社会期望[33]。区别于美国情境下涌现的创新范式主要聚焦于市场与商业化的属性目标[24],欧洲情境下涌现的创新范式多聚焦于经济属性之外的创新目标,以及社会层面的更广泛的宏观价值引导。

除了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亚洲主要国家的学者基于对本国创新实践的总结提出了自主创新范式。例如,日本学者提出了知识创新[34]和精益创新[35]。知识创新主要强调知识要素对价值创造的关键作用,其中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和内在化四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螺旋式转化实现知识创新的目标[34]。精益创新在本质上代表一种生产方式,主要涉及追求消灭包括库存在内的一切“浪费”,并围绕此目标发展一系列具体方法,以实现准时化生产等目标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35]。韩国学者主要面向后发国家企业的追赶情境,提出了逆A-U模型的追赶路径,强调后发企业的创新追赶是一个从生产能力到工程能力再到创新能力的演化过程,在本质上具有“模仿创新”和“创新追赶”的范式属性[36]。朴素式创新是印度情境下涌现的一种代表性创新范式,起源于印度深远的“Jugaad”文化,即“突破各种限制条件,用有限资源即兴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37-38]。相较于传统创新范式,朴素式创新的属性主要表现为耐用、轻量、灵活便捷、人性化、简单化、新的分销模式、适用性、本地资源依赖、绿色技术以及支付可承担等[39]。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本土的原创性创新范式,如自主创新[40-41]——主要包含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以及原始创新三个方面,再如全面创新[42]——主要包含战略、市场、技术、组织和文化等的全要素创新,面向组织人员的全员创新以及面向组织地域和时间的全时空创新三个方面。

2.2现有创新范式的不足

通过梳理现有创新范式的演变过程,笔者发现,现有的创新范式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立足于局部思维,如美国学者提出的用户创新[20]、颠覆式创新[21],欧洲学者提出的设计驱动创新[25]、公共创新[27],日本学者提出的知识创新[34],韩国学者提出的模仿创新[36];第二类,只重视横向的知识、资源和人员等要素的整合,如美国学者提出的开放式创新[22],中国学者提出的全面创新[42]等,它们缺少愿景驱动的战略引领性,会使企业可能面临诸如开放过度、核心能力不足等风险;第三类,过于倚重概念、文化或社会因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欧洲学者提出的责任式创新[4,28]、社会创新[26],印度学者提出的朴素式创新[37]等。

现有的创新范式侧重于从具体的创新行为、创新方法或创新环节、创新主体等角度理解创新过程,无法摆脱原子论的创新思维方式。回顾世界一流企业的创新之路,新产品、新要素、新方法和新流程乃至新的组织方式的产生,都不是依靠单个方面的改进或提升,也不是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而是有组织、有设计地开展创新的结果[9]。上述三类传统创新范式忽略了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在推动创意落实、获得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的引领与前瞻性作用。现代管理思想大师Gary Hamel在《管理大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的四层次模型——包括技术创新、营运创新、战略与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管理创新[43]。可见,战略设计对于创新而言具有重要的引领与驱动价值。此外,上述三类传统的创新范式缺乏东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智慧等)中源远流长的全局观,如总体思维、对立统一、有机整合和动态发展等,未体现道家哲学提倡的阴阳一体动态演变、天人合一,儒家哲学提倡的允执厥中的“中道”哲学*和“合而不同”的和平观*,法家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全局战略观,佛教中的“性、相统一”和“中观”哲学[44]。

3整合式创新的概念框架和内涵

3.1整合式创新的概念

针对现有中国语境下创新理论与范式的不足,笔者基于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首次提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holistic innovation,HI),也即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基于整合式创新的创新管理范式,则是整合式创新管理(holistic innovation management,HIM)。整合式创新的四个核心要素是“战略”“全面”“开放”和“协同”,也即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创新与协同创新,四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有机统一于整合式创新的整体范式中。

“战略”(Strategy)一词源远流长,在西方普遍认为起源于古希腊的“Strategos”一词,意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后来被用于企业管理。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全局谋划的著作,其中“战”指战争,“略”指谋略。虽然现在“战略”一词从军事术语引申至经济、政治领域,但是其涵义始终包含“统领性、全局性、整体性”的思想。在企业技术创新管理中,战略视野观要求企业领导者不能将技术创新视为单一的活动,而应将之内嵌于企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根据全球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大趋势,借助跨文化的战略思维[45-46],确定企业和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战略引领看未来”。产业和国家也需要根据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创新体系现状制定全局性战略,使各要素相互连接,构建竞争优势[47-49]。

以中国高铁产业企业为例。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自2000年成立以来,在国家推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高铁发展战略的驱动下,客观分析自身面临的内外部机遇和挑战,制定并实施了“归核—强核—造核—扩核”*的集团发展路径,通过整合内部外资源、在集团宏观层面进行战略协调实现了全球竞争优势的提升。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自1998年成立以来,经过近30年的技术积累与发展,从一家民营通信科技公司逐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规模第二的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军人出身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将军事战略思维成功应用于企业创新管理的典型。他反复强调,华为在创新过程中“不能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公司的战略竞争力量”。华为围绕技术研发制定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产品开发战略、人才战略和组织管理激励战略,助力其保持在电信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例如,华为制定的集成产品开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IPD)战略,由市场管理、流程重组和产品重组三大模块构成,该战略的实施使得产品开发周期缩短50%、不稳定性降低了2/3,是华为在技术创新方面赢得全球领先优势的重要源泉*。

“全面”是指全面创新(totalinnovation management,TIM),即“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全要素调动、全员参与和全时空贯彻三个方面。全面创新最早由中国创新管理领域的创始学者许庆瑞院士于2002年正式提出。他在著作《全面创新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全面创新管理应该以培养核心能力、提高持续竞争力为导向,以价值创造增加为目标,以各种创新要素的有机组合与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全面创新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全要素创新、全员创新和全时空创新。其中:全要素创新是指创新需要系统观和全面观,需要调动技术和非技术的各种要素,进一步激发和保障所有员工的创新活力;全员创新是指创新不再只是企业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属权利,而应是全体人员的共同行为;全时空创新是指企业在信息网络技术平台上实现创新时空观的全面扩展,做到24/7创新(即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在创新)[42]。

以中国南车为代表的国内高铁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了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实现了集团要素、人员和时空的全面创新。中国南车打造了以减震技术、降噪技术、轻量化技术、绝缘技术和水处理技术五大技术为基础的企业核心技术体系,并在核心技术体系之外进一步聚焦科技人才培养、仿真能力、试验能力、研发与技术以及核心业务创新产品开发,延伸业务开发[50]。

“开放”是指开放式创新(openinnovation,OI)。开放式创新由HenryChesbrough教授于2003年在其著作Open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中正式提出,是指“企业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2]。开放式创新聚焦企业内外部知识的交互,强调企业要突破原有的封闭式创新,通过获取市场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实现“从外部获取知识(内向开放)”和“从内部输出知识(外向开放)”的有机结合,弥补企业内部创新资源的不足,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与环境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跨边界合作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赢得持续竞争优势。

以海尔集团为例(以下简称“海尔”)。在开放式创新的新竞争环境下,海尔开放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平台(Haier OpenPartnership Ecosystem,简称HOPE)于2013年10月正式上线。通过“人单合一”模式以及构建与发展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年实践,海尔基于HOPE创新平台构建了企业与用户交互的创新生态圈,同时基于自主经营体与小微创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实现了用户参与、全员创新的生态成员交互模式,从而进一步优化了海尔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50],如图1。

图1海尔集团:战略驱动下的整合式创新架构

协同是指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innovation,CI),由陈劲于2012年在《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一文中正式提出,是指“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51]。协同创新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强调科技创新的整体性,即创新生态系统是各要素的有机集合而非简单相加,其存在方式、目标和功能都表现出统一的整体性;第二,动态性,即创新生态系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以开放、合作、共享为特征的协同创新被实践证明是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充分调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地组织实施深度合作和开放创新,对于加快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以及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技术融合与扩散尤为重要。

中国南车通过搭建创新平台,推进了集团内外部资源的协同。经过多年的创新资源积累和能力建设,中国南车搭建了“协同仿真平台”“试验验证体系”以及“技术标准化信息平台”,三大体系之间实现了有效协同。此外,作为CRH380A自主创新的核心组织,中国南车自主实现了四大理论*与十大核心技术*的协同。

整合式创新是战略驱动、纵向整合、上下互动和动态发展的新范式。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技术创新管理不再是单一技术要素的组合、管理和协同,身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个体,都需要以战略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视野看待创新,实现战略、科技、人文与市场等的互搏互融,极大程度地调动全民的创新创业活力。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作为一家为全球市场服务的多元化跨国产业集团,为了通过不断的组织和技术变革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于2010年发布了“中集集团升级纲要(2010版)”,全面启动战略驱动下的创新升级,横向整合各层面的子模块以及外部信息和合作资源,纵向集成金融、人力资源、文化和信息平台等对营运和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战略驱动下的中集集团整合式创新架构见图2。在整合式创新战略理念的指导下,中集集团实现了对遍布全球的300多家成员企业和100多个国家的客户与销售网络的管理服务优化,全面提高了全球综合竞争力,巩固和强化了在物流装备和能源装备供应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图2中集集团:战略驱动下的整合式创新架构

整合式创新作为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新范式,强调战略引领和全面协同的高效有机统一、纵向整合、动态发展,是对局部的、横向的和静态的创新范式的质的超越。前文提到的中国南车、海尔、华为和中集集团等领先企业,无一不是在整体性战略视野的驱动下制定、构建和完善了企业自身的创新体系,在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同时实现了战略、技术、市场和文化等多维度的融合,实现了全要素、全员和全时空参与创新,并通过内外协同、上下协调的组织创新打造可持续竞争优势,是全面创新管理的升级。

3.2整合式创新的概念框架

在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时代背景下,整合式创新是整体管理变革下的创新,是东、西方哲学思想引领下基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跨界融合的“三位一体”。整合式创新思想蕴含的全局观、统筹观以及和平观,符合东、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在跨文化的国内外竞争过程中实现工程、技术、科学与人文、艺术以及市场的互搏互融,并突破传统的企业边界,促进企业与外部需求端和供给端甚至国内外的政策端等各创新利益相关主体联合构建合纵连横的创新生态系统,在动态协同中开发市场机会和科技潜力,创新企业产品与技术,通过跨界创新与竞合推动产业变革与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创新为了和平[13]、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了人的幸福与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应从大处着眼(think big)、立足高远(aim high),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设计引领自身及所处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变方向,在战略执行中行动迅速(act bold),打通横向资源整合和纵向能力整合的脉络,依托协同创新思维,实现总体思想下的技术集成和产品创新,达成“竞-合”双赢局面[45-46,52]。

对于国家而言,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如航天系统、高铁技术、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不仅仅需要单纯的技术创新,更需要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入手,实现科技战略、教育战略、产业战略与金融、人才、外交战略的有机整合,通过战略视野驱动各要素的横向整合和纵向提升,为建设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为全球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的引领性贡献。

整合式创新的框架如图3所示。

图3整合式创新框架:战略视野驱动下的新兴创新范式

从东方文化和中国特色的企业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知识经济和大数据时代,企业发展资源的方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数据感知、数据互联、信息集成、知识聚合和智慧洞察。企业发展资源实现创新的五阶段模型也是未来建设智慧企业和智慧城市(群)的重要思路。而在最高阶的智慧洞察阶段,企业领导者要充分调动和利用系统科学观,超越知识本身,在制定创新战略时兼顾企业的组织架构设计、资源开发利用和创新文化营造。对于国家而言,整合式创新蕴涵着中国特色的和平观、举国体制下的战略执行优势和系统驱动的中国式创新经验与智慧[53],同时顺应了中国的创新战略需求,即不能再仅依靠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创新发展,需要放眼全球、着眼全局,同时兼顾消除贫困、保护环境、促进健康、建设国防和推进国际事务等方面,通过各方面的有机整合,实现富民强军,推动全球和平发展。

3.3整合式创新的内涵

作为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新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的关键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整合式创新是战略创新、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综合体。世界一流企业创新之路的共同特征是,在开放式创新的环境下通过统筹全局的战略设计创新,调动全要素参与,实现各个部门主体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创新。

在整合式创新范式下,企业的创新之路包括战略引领、组织设计、资源配置和文化营造四个方面,具体可细化为“战略引领看未来”“组织设计重知识”“资源配置优质化”和“文化宽严为基础”。只有将战略、组织、资源与文化进行有机整合、着眼长远、实现动态创新,企业才能构建稳定、柔性和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1968年成立于中国广东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智能物流(供应链)的科技集团。基于核心技术、研发体系等技术要素,美的集团通过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战略创新等非技术要素,进一步提升了集团的创新能力。首先,美的集团在战略层面推进集团的战略转型与创新。在国内行业巨头海尔集团、格力电器长期战略跟随的基础上,美的集团于2012年提出“333战略转型”,聚焦于消费者主导的核心能力建设,明确集团的战略定位,即利用约3年做好产品、夯实基础、提升经营质量,利用约3年从家电三强中脱颖而出而成为行业领导者,利用约3年在全球家电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实现全球经营。在战略视野的驱动下,美的集团进一步打造研发与生产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与发展基于产学研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并打造基于“美创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如图4所示),从而实现了创新生态系统伙伴和资源的全面汇聚、价值互动和创新溢出,营造了包容性创新文化,大力提升了集团的制造效率、资源利用效率、自动化水平和库存运作优化能力等。整合式创新为美的集团参与全球竞争、构筑在全球家电市场的竞争优势和行业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其品牌价值得到显著提升[50]。

图4美的集团:战略转型驱动下的整合式创新架构

第二,整合式创新在战略引领的哲学全局视野下,将自然科学的聚合思维与社会科学的发散思维进行有机整合,既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也结合了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经验,顺应了中国创新的战略需求。具体而言,整合式创新基于系统科学的系统观和全局洞察,通过顶层的目标确定和战略设计,超越知识管理,突破传统企业的组织边界,同时着眼于企业创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外部资源供给端(如高校、研究机构、供应商、技术与金融服务机构等)、创新政策与制度支持端(政府、国内外公共组织和行业协会等)以及创新成果的需求端(消费者、领先用户、竞争对手和利基市场用户等),借助东方文化孕育的综合集成、全域谋划和多总部协同等智慧,助力企业调动创新所需的技术要素(研发、制造、人力和资本等)和非技术要素(组织、流程、制度和文化等),构建和强化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打造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环境下企业动态、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阿里巴巴集团基于东方全局观的哲学智慧,依托达摩研究院,逐步形成了以阿里云大数据技术为基础架构、以商业生态圈(包括淘宝、天猫、聚划算、阿里出版和阿里全球购等的电子商务集团)和科技生态圈(包括支付宝、微贷和在线保险等的蚂蚁金服集团,以及以菜鸟物流为核心的智能物流骨干网)为主体的“合纵连横”创新生态系统,逐步在中国各地构筑了基于数字经济的“城市大脑”,如图5所示。以推动创新生态协同和管理协调为基础,阿里巴巴搭建了创新生态系统,为个体创业者、中小企业和社会创造了商业价值共创机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在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图5阿里巴巴:基于“城市大脑”战略的整合式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整合式创新是一种总体创新、大创新(biginnovation)的创新思维范式,其精髓在于整体观、系统观和着眼于重大创新。整合式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研发管理、制造管理、营销管理和战略管理相互独立的原子论思维范式,通过战略引领和战略设计,将企业管理的多个方面进行有机整合,为企业和国家实现重大领域、重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供支撑,是量子理论时代具有量子管理学思想[55]的创新观。

以我国航天产业为例。我国以举国体制的优势,聚焦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顶层设计与自顶向下的大系统思路的指导下,由中央调配全国产业资源,以国家级重大项目为研究与运作平台开展创新实践。例如,在选择“长征三号”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推力较大的低温高能液氢液氧发动机的创新,国家利用体制优势进行系统性协调,在全国范围内汇聚研发与创新的优势资源,有效协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703所)、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和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顶尖研发与创新资源,并整合上海市的相关材料焊接专家资源,形成国家支持的技术创新攻关组织来改进工艺,最终形成了焊接技术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发动机的研发创新[56]。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追赶跃升的情境下,在总体创新与大创新的引导下整合全国资源的体制优势,有利于克服我国核心技术的相对劣势和基础工业的研发能力短板,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基础相对落后的背景下之所以能取得航天事业的重大突破,成为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独立把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充分体现在中国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下举国体制表现出的资源调动效率和能力上,以及对群众创新创业激情的充分调动方面。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产业发展体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必须从本国的社会实际、产业发展基础出发。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早期,还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通过举国体制和群众路线来解决我国基础工业技术短板问题,一直是航天事业取得持续成功的法宝之一。

4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当下全球创新领导力的现状、中国企业创新之路的情境特征、全球可持续发展对新范式的呼唤,在系统回顾现有的东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创新范式的基础上,针对现有中国语境下创新理论与范式的不足,基于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中国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经验与案例,提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即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

本文有以下三个主要贡献:

第一,本文从创新范式的角度,在系统回顾全球创新范式演进的基础上,针对已有范式的不足并结合中国发展的东方情境,提出了“整合式创新”这一独特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开放式创新和协同创新,是四者的综合体,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综合总体的思维价值和举国体制兼顾群众路线的中国特色。整合式创新是顺应人类文明进化、全球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时代背景,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管理需求和支撑科技创新强国战略实施的原创性理论范式,也是进一步优化和促进我国企业构建全球创新领导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实现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和实战思维。

第二,整合式创新范式强调了战略驱动、顶层设计、中长期发展导向等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全局观、统筹观以及和平观对于创新范式的重要性,强调了东方文化与中国情境的作用。这一创新范式的提出,对于理解中国重要科技领域和典型企业的创新实践,帮助企业管理者落实基于战略创新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最大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三,整合式创新提供了面向政策的启示,对国家和政府部门优化顶层战略设计、完善科技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价值。整合式创新在我国高铁、航空等领域具有重要贡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赢得全球领先优势的经验升华,也是指导我国在未来加快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完善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强化航天、高铁产业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量子通信和天文物理等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的重要思维范式和创新政策着眼点。在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整合式创新是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联合产业、企业和创新者,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和健康医疗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打造一批世界级创新领军企业的重要思想武器。

目前整合式创新范式尚未引起学术界和科技政策领域应有的重视。但是,在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整合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了将战略管理、组织设计、文化建设与产业趋势相结合的系统观和整体观,实现了自然科学的工程思维与社会科学的发散思维的融合,有助于企业抓住产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机会之窗”,是助力企业塑造可持续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全新范式,值得企业管理者进行实践探索以及学者持续深入地跟踪研究。在政策层面,整合式创新范式提供了一种基于全局观、统筹观和总体思想的创新政策设计视角。创新政策不应局限于科技方面,应将科技、教育、经济、文化、民生和生态等结合起来,形成系统合力,促进战略驱动下的全面创新和协同创新。唯有如此,我国才能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实现国家创新战略、产业创新战略与企业创新战略的“三位一体”,系统完善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技术转移体系,为国家及企业在重大技术领域、战略性产业赢得全球创新领导优势等创造生生不息的动力。

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二十国集团制定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重申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普遍、变革、不可分割和融合的特性,承诺通过新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加强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将自身合作与全球落实议程等结合起来*。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力推动,也展现了东方文明在全局性、协调性、整体性创新发展方面蕴含的哲学智慧。整合式创新范式的提出,对于深入理解和落实联合国的2030发展目标,加快实施“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完善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站在更具战略高度的全局优化全球、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创新政策和行为,实现全球范围内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责任编辑:胡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