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盛衰的启示

2018-02-06 12:21:40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

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以史为鉴,深刻认识这四个不容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但提纲挈领,一言以蔽之,始终有个内在规律在支配着它,这就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并为之未雨绸缪、竭尽全力,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影响中国封建王朝盛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顺乎民心还是逆于民心

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是“舟”与“水”的关系。因而,大凡开国之初的君王都能深谙其中的道理,励精图治、勤政为民,奉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楚汉战争结束之后,老百姓饱尝战乱之苦,汉高祖便顺应民众的需要,实行“无为”的治国安邦之道,使得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经历过隋末大乱,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剖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基于这种认识,他大力倡导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譬如,贞观二年,关内发生严重旱灾,太宗便诏令各地开仓放粮,赈恤灾民,以使灾民安然渡过难关,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确保了唐初政治局面的稳定。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却忽略了民众的要求,很少考虑人民的疾苦,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结果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秦和隋的速亡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成就统一大业。然而不到20年,秦王朝就垮台了。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就是秦王朝的苛政和暴政。繁重的赋税以及没完没了的徭役,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无独有偶,曾经甲兵云集、风行万里的隋朝也是如此。对于它的灭亡,唐初名臣魏征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隋的速亡关键是隋炀帝的淫荒无度,屠剿忠良,滥兴土木,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就经济上而言,则是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加之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层层盘剥,终于激起百姓群起反抗,导致隋王朝的迅速灭亡。

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

用人,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礼记·礼运篇》就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对于一个王朝来说,用人的好坏、得失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灭亡。在古代政治中,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原则,使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使其统治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历史上,唐太宗就是一位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封建帝王。他认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同时,他也认为,“使人如器”,即选拔人才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要用其所长,如果片面求全责备,追求全才,就可能埋没大批有用之才。以魏征为例,在唐太宗与李建成争夺帝位、暗中倾轧期间,他不仅始终站在李建成一边,而且还奉劝李建成趁早杀掉李世民,以巩固太子地位。然而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从魏征至死不悔的态度中看到了其耿直的本性和经国之才,不仅不计前嫌,反倒委以重任。正因为唐太宗唯贤是举的用人之道,才使一大批贤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的业绩,如“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参谋帷幄,寄以心腹”的杜如晦;“每以谏诤之心,耻君不如尧舜”的魏征以及“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等等。同样是唐朝,在历经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却过上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骄奢淫逸的生活。重用杨国忠等一批奸臣,致使安禄山、史思明乘虚而入,挑起“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转衰,以致灭亡。

吏治昌明还是纲纪废弛

官吏是王朝统治的基础,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吏治的好坏。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盛世无不吏治昌明、官风清正,反之则是纲纪废弛、衰败不堪,甚至走向灭亡,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以清王朝为例,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已相当严重,“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地方官为固位邀宠,狂征滥派,又私征火耗于民,“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费”。当时全国各地官府的杂派之多、陋规之繁,真可谓前所未有。雍正帝即位伊始,就把澄清吏治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大计和当务之急。在他看来,贪官污吏比“盗贼”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更甚:“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努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于一府,岂止杀人及盗之比。”“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同时向督抚提镇下至州县参游颁发谕旨十一道,历数官场种种情弊,反复表明他“整纲饬纪”“澄清吏治”的决心。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吏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与此同时,雍正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养廉银”。总体而言,雍正十三年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可惜好景不长,到乾隆晚期之后,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唯利是图、阿谀逢迎的恶劣风气,过着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如此情况,清王朝不能不走向衰亡。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才让大清的君臣从天朝帝国的美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矣。

开放包容还是闭关锁国

纵观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兴衰史,对外开放时则强盛,而且愈强盛愈开放;闭关锁国时则衰败,而且愈衰败愈封闭。在中国历史上,强盛与对外开放,衰败与闭关自守,委实是两对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唐王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交通畅达,方物来自四面八方。唐朝设有鸿胪寺等机构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设有商馆接待外商,另设有互市监、市舶司等掌管对外贸易,唐政府接受外国的留学生,又将大批的使臣、僧侣派往国外进行回访,首都长安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朝还实行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与之相反,清王朝至康熙年间开始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期;而同时期的法国出现了著名的路易十四改革。康熙帝和路易十四在经济政策、对外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各自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康熙实行重农抑商、闭关自守政策;路易十四实行重商主义、殖民扩张政策;康熙帝的政策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路易十四的政策则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正如马克思所言,闭关锁国,锁住了中国的发展,亦锁住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曾经持续了两千多年才衰亡的中国封建社会,虽已成为历史过客,尘埃落定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史亦不能再改变,但它确实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借鉴。

[责任编辑:胡俊峰]